为什么乒乓是国球,国足是国难——足球九评之二(转载)

  文/李承鹏

  请允许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比喻:如果中国体育某种程度是一个“江宁织造”,中国足球是那个忠心耿耿但怨声载道的焦大。

  《中国足球九评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国体育大部队的来历,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来没有独立意义的体育,它是向政经的谄媚,是树立人民群众信心的爱国主义武器。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其实是“国家体育运动队夺金总局”,而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所以,作为体育大部队附庸的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规律自觉的革命,因为焦大无须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红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爷旨下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却是“明治维新”,这就是两国足球差距的由来。

  在质疑中国体育大背景之于中国足球的合理性后,无数人诘问:为什么同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能够大放异彩,而中国足球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长期作为“中国足球是不是该回到专业体制”的有力证据。

  奥运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先生也曾公开论述了关于“今后长期坚持举国体制”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中国军团在历届奥运会收获的金牌证明举国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也从中得到愉悦和民族自豪感;二、奥运后,一些国外体育强国纷纷都在了解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证明我们现行机制具有相当先进性;三、有人认为用大量金钱堆出冠军不合时宜,但国家体育总局是依靠事业经费运作的单位,比外界传闻的上面亿少多了,目前一年经费也就三五亿而已。

  我不认为从一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角度这段论述有什么错误,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举国之力和金钱为这个国家收取更多金牌,这是国情。但是刘鹏同样没能解释清楚一个体制下却出现“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的尴尬现象,我以为,在“后奥运时代”中国足球如继续以此为风向标,将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解释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时,我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中国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我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中国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中国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中国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中国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中国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中国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中国柔道队拼命从中国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中国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中国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中国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这也就是刘鹏先生所说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经历北京奥运金牌大狂欢后,这种愉悦不可避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我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何况这个话题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评》讨论范围中。我真正想说的是:上述中国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比如说“业余体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大大发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业余体校”制度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功勋制度,虽然到本世纪“业余体校”制度因市场冲击已减弱不小,但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委仍能够轻易地行政控制这些培训选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学、中学发现一些好苗子,或者去农村说服贫穷的家长能给孩子以“城镇户口和退役后的正式工作”,然后就把孩子们带到体校或相当于体校的所在,经过十余年后,从一万个孩子里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事情比我叙述的还要简单,翻开杜丽的成长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学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来先拔人材的体校教练带到一处空地,大家玩举着木棍的游戏,前面拴着一块砖头,然后她就去了体校,然后进了省队,然后进入国家队……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击、举重这些显然单线培养的项目中,一个又一个冠军被制造出来,由于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体育界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所以有时一个乡一个村就能出现两个奥运冠军,比如福建的举重之乡龙岩,湖北的体操之乡仙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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